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

原标题: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事情

对话作家、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

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事情

1995年11月29日晚,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件,闵记旅店的老板、老板娘、孙子及一名来自山东的商人被人杀害。两名犯罪嫌疑人逃亡22年后,终于被警方控制。

8月11日,犯罪嫌疑人之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人刘永彪在家中被警方抓获。“我在家里面等你们等到今天”,现场视频显示,刘永彪对参与抓捕的民警这样说。落网时,刘永彪已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获得“安徽文学奖”,发表作品200多万字。

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

刘永彪在湖州市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 警方供图

8月21日,刘永彪告诉新京报记者,22年来,他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当年那场残忍的谋杀案。但他从未忘记,每时每刻都在忍受内心的煎熬。他经常做噩梦,有时梦见自己一出门就被抓,有时梦见大树倒下。午夜惊醒,再难入眠。

他说他不配拥有作家的头衔。因为在他心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他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他甚至刻意忘记了谋杀案的日期,连犯案细节也不愿提起,“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事情。”

他曾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甚至连题目都想好了,但只写了两三万字,没敢再写下去。“如果要写,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刘永彪说。

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

办案民警下乡走访,排查血样。 警方供图

“我知道我跑不掉了”

新京报:警方说见到你时,你说“我在等你们”,为什么这么说?

刘永彪:我是8月8日那天做的DNA检测,我就知道我跑不掉了。其实脑子里老早就有两种设想,一个是出来面对。特别是白银案出来之后,当时到处都在说这个案子,我就想,不超过一年肯定就能查出我了,我给汪维明打电话,说如果查出来,不管先查到你还是先查到我,都不要逃。20年过去了,上天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年,我又添了儿子,你也添了孙子,我们就要面对,不能怕。所以当时抽完血,我就在家里等公安来抓我,我都没有逃。

新京报:你在抽血后和汪维明说了什么?

刘永彪:我就给他讲给我采血了,做了DNA,他不相信,他说不要紧,恐怕不是这个案子。他说这个案子不一定能查出来,我觉得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不知道司法队伍建设到这样,几十年的案子都不放过,都还在查,现在是肯定要查的。

新京报:警方说你给妻子带了一封信?

刘永彪:我晓得该走了,就给她留了纸条,叫小孩子不要挑食,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叫老婆要坚强。本来是写在小纸条上的,后来晚上我又在纸上抄了一遍。

8月10日公安局去抓我的那个晚上,我正在家里补课,我突然就要发无名的火,我叫他(儿子)吃饭,他(儿子)不吃,我心里发了火,爸爸马上就要走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又不能讲,他们吃东西还要讲究,这怎么可以呢?

女儿还要买一个苹果7的手机,我就骂她,她不知道,但是我心里的火,我自己晓得。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刘永彪:我怕老婆一下子受不了。我主要想告诉她,我做这个事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多么坏的人,这是第一。

第二,我家里穷,走的时候还有债务,女儿的眼睛还在治疗,所以我也把治病交代一下,还有几个方面,也是自己一直辩解,对儿子和女儿有些话要讲。

新京报:这些年来,有没有和家人朋友或者任何人说过这个案子?

刘永彪:没有,不敢说。

新京报:每年的11月29日你是怎么过的?

刘永彪:这个日子我早就忘记了。还是在侦查员侦查的时候,我看到条子上写的。我不敢回忆是哪一天。

新京报:想过自首吗?

刘永彪:儿子出生之后,我就没想过投案自首了,我就希望把小孩带好。每天在家里烧饭陪他吃饭,他需要爸爸照顾。

这个案子如果不查出来,我永远都不说,我也不会自首。现在案子破了,我还要感谢高科技,我解脱了。我这些年做噩梦,醒了之后很害怕。昨天我又做噩梦醒过来,一看我已经在这里了,我怕什么呢?不怕了。

新京报:经常做噩梦吗?

刘永彪:太多了。梦见我出门突然就被抓走了,还有爬山的时候,前面一棵树倒下来……太多了。

新京报:梦醒之后你会想些什么?

刘永彪:想我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这次犯下天大的错误,活该受折磨。就是后悔和恐惧。

湖州抢劫杀人疑犯刘永彪:不敢回忆那天的一切

刘永彪在湖州市看守所。 警方供图

22年前的命案

新京报:犯案之前,你家的状况怎么样?

刘永彪:那几年,我父亲过世了,留下了很多债务。另外,我女儿生下来时眼睛有病。那时候,我家里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弄不到一千块钱,就是靠土地挣钱。

新京报:1995年,你为什么要和汪维明去织里镇?

刘永彪: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连交公粮的钱都拿不出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为人很清高,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过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汪维明跟我说,我们怎么这么穷呢,不如去外面闯闯。我说要到哪里去?他说湖州那边有很多有钱的大老板,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新京报:你马上就同意了?

刘永彪:那个时候如果我有一两万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了,家里条件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当时我连车费都没有,就跟着去了。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会搞出人命。

新京报:你和汪维明是好朋友吗?

刘永彪:他比我大十一岁,属于我的长辈,我很尊敬他。大集体时期,汪维明是记工分的会计,在我看来就是文化人。而且,那时候生产队晚上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大鼓书,汪维明认识很多人,有很多资源。

他爱人去世之后,他和丈母娘家不来往,小孩没有舅舅,就认我做舅舅。

新京报:犯下命案之后你们去了哪里?

刘永彪:我们两个逃到上海,然后就分开了。我不敢和他联系,担惊受怕,每天都是折磨。

新京报:你在怕什么?

刘永彪:首先想到的是名誉问题。我几乎看过所有的侦探小说,我明白,像我这种情况肯定会被查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了,就怕一旦被查到名誉扫地。另外也怕因为这件事影响家人。这也是我一直不敢自首的原因。

新京报:之后你做了什么?

刘永彪:1996年的清明节,我买了一包老鼠药打算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后来想到老鼠药很苦,又用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那一次我老婆把女儿抱去了,我看到女儿,想到她的眼睛还没好,我觉得应该尽父亲的责任,所以就没有吃药。

新京报:这期间有没有害怕警察会找到你?

刘永彪:很担心。我觉得警察肯定会找到我,也想过自首或自杀,毕竟这个案子牵扯了四条人命,太大了。但同时,我也抱有侥幸心理,毕竟还没被抓到。我偶尔也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

“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小说呢”

新京报:当年的命案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永彪:都是坏的影响,没有好的,恐惧害怕嘛。

对我来讲,我生活在现代社会,看了那么多书,我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太多了,但是这个案子对我有影响。我为了忘记这个案子,就跟人家打麻将,特别是“白银案”出来之后一年都是这样。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样把写作的时间浪费了。如果不打麻将,不下象棋就要想到这个案子,我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

新京报:如果没有犯案,你觉得自己会是个成功的作家吗?

刘永彪:就在警察抓我之前两三个月,还有人叫我写电影。之前我还写过50集的电视剧,写过电影剧本。但我就想到我这个历史问题,不敢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我的高度绝不是现在这样,不论是质还是量。

新京报:“不敢进一步发挥”是指的什么?

刘永彪:(案发后)一年没有查到,我就有一点侥幸心理了,想着也许不查了吧,我就开始写作。有时候写着写着,又觉得,我犯了这么大的事,哪有资格写作,就停下了。放了一阵发现没事,我就又开始写。刚写出一点成果,又觉得我毕竟是背着命案的人,这么大案子怎么可能不查,我就又不敢写了。一直在这种矛盾中过的。

其实犯案之后,我就不努力了。我也不敢努力,就怕万一出名了被人家关注,命案就被查出来了。我写的小说,在有些大刊物发出来以后,我一看,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这种小说呢,突然就有这样的内疚感觉,然后我马上就写不出来。

新京报:这个案件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刘永彪: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不堪回首的污点。它是影响心理的一个魔鬼,很是折磨我,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出了成果它就跳出来了,不出成果的时候就忘记了,有时候忘记了就好一点,忘记了以后就好好地要看书、要当作家了,但是你出了一点成果,它又跳出来了。

新京报:你觉得文学圈的朋友怎么看待你?

刘永彪:其实很多作家一直在关注我,很多编辑也是。安徽有一个老师对我相当不错,但其实我是愧对他的,因为我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努力。他关注我,我发了几本小说马上就要缩回来,不敢写了。就是内心恐惧害怕,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个作家的头衔。

新京报: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作家头衔?

刘永彪:文学写作,说得好听一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我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

新京报:你的作品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刘永彪:基本都有。我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里面那个马小牛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像马又像牛一样。

新京报:你是不是曾想写一个身负命案的美女作家的故事?

刘永彪:对,但最后没有写出来,不敢写。名字就叫身负数条命案的美女作家,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了,不敢接着写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说你的书里没有坏人?

刘永彪:坏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它有自私,自私是本性,有的人你讲是坏人,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办出来的事别人不能接受,那也不能叫坏。

新京报: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你想写什么?

刘永彪:我肯定是没有机会写了。如果要写,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这么写可能没有什么市场效应,但对我来讲,我写出来要给我儿子女儿看,我想告诉他们,爸爸走这条路并不是本心就是恶的。如果要写的话,我肯定客观地写出来。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会写些什么?

刘永彪:写我家里的环境,文化的氛围,我的理想。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我后面还有赎罪。他本来是一个不想犯错误的人,怎么就犯下这么个大错,在人性本善和恶行之间找一个反思。

“完全走上了极端”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

刘永彪:我到现在都认为我本质不坏。但是我完全走上了极端,我会说是顾此失彼。

对我来讲,也许当时像我这样努力读书,在南陵县这个地方,肯定有我的一席之地,但是我从来没有争取,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一下,证明自己。为了改变自己的环境,当时损害了别人,这个没有把握好。这个完全是顾此失彼了,造成了这样一个大的错误。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吗?

刘永彪:我认为我对家人有担当,但对自己做下的案子没有担当,这是很矛盾的。

新京报:你觉得你自己性格里面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刘永彪:有时候容易走极端。有时候一想,不晓得反复地再想一下,这个案子如果我再想一下,他叫我去的话,我就想到底能不能去,在那个事情实施以前我再想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我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一直都没有主见,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现在都没有主见。

新京报: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为那四个死者、那些受害人做点什么吗?

刘永彪:没有,我都不了解他们,但是现在我想死者的家庭,我对他们很愧疚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给他们做牛做马。

新京报:除了对不起受害者,你还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谁?

刘永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妻子,儿子,女儿,对不起我的母亲,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

新京报: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

刘永彪:像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理应尽早自首。自己做下的事情,肯定要面对的,做过的事情不能挽回,最好的挽回方式就是自首。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安徽芜湖报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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