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的秩序(二)

原标题:福柯:话语的秩序(二)

福柯:话语的秩序(二)

作者福柯,节选自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肖涛译、袁伟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我认为还有第三组限制话语的原则。这次不是控制它们的力量或改变它们出现的不可预料性,而是决定话语的应用条件,对话语持有者给予一定的规范,这样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使用话语了。这次是对言语主体的冲淡;若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难也不能进入话语界。更准确地说:不是所有话语领域都是同样开放和可进入的;一些是大半禁止的(它们被区分,也有区分之功用),而另一些则似乎是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何等言语主体,也没有预先限制。

关于此点我想讲述一非常恰当的插曲,以致人们一想到它也许是真实的便会感觉害怕。它把话语所有的限制都纳入在一个人的形象之中:限制话语力量的那些;掌握其偶然出现的那些,选择言语主体的那些。在问世纪初,日本幕府将军听说欧洲在航海。商业、政治和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全是由于他们的数学知识所致。他渴望掌握如此宝贵的知识。他被告知有一个英国海员通晓这神奇的话语,便把他召到宫廷,供养起来。将军一个人听他授课,从而学会了数学。他一直掌握着权力并以高龄而逝。而日本是直到19世纪才出现了数学家。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欧洲那边还有一半。故事中的英国水手,威尔•亚当斯,是一自学者,他是在船厂做木匠活时学会的几何。我们应把这故事看作欧洲文化诸多伟大神话之一的表现吗?在欧洲是普遍的知识交流和无限自由的话语交换,与此相反,在东方专制暴政下,知识则是秘密的,被人垄断的?

这个观点肯定是站不住的。交换和交流是在复杂的限制系统之内运作的积极姿态,也许离开限制系统便无法起作用了。这些限制系统中最表面和明显的是由可以被统称为仪规(ritual)的东西建构起来的。仪规界定言语个体所必备的资格(在对话、询问或记涌中谁必须占据什么位置且作出什么样的陈述);界定必须伴随话语的姿态、行为、环境,以及一整套符号;最后,它确定言同被假设具有或强加给的功效,其对受众的作用,以及其限制性能量的范围。宗教的、法律的。治疗学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政治的话语,都不可能摆脱仪规的控制。仪规把言语主体的具体特征和约定的角色都给确定了下来。

另一种有些不同的控制法为“话语社团”原则。它保存或制造话语,但其目的是令话语在一封闭的空间流传,且根据严格的规则来分配它们,言语主体却不会因此种分配而被剥夺了权力。一个古老的模式便是行吟诗人,他们掌握了要被记诵或可能要被变化改造的那些诗歌知识。掌握这一知识的目的虽然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吟诵,但这知识却受到其所蕴含的常常是极其复杂的记忆技巧的防卫保护,被保存在一特定的圈子里。学徒期满,你便可进入圈子并分享那为吟诵展现却未泄露的秘密;话语行为中听说双方的角色是不可互换的。

现今,这种“话语社团”,连同其对秘密与曝光的暧昧操作,几乎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不要受其蒙骗:即使是在“真实”话语界中,在被印刷出版并摆脱了仪规程式的话语界中,仍然有着各种形式的对秘密的挪用和不可互换的角色在起作用。

写作行为,现今已在书本、出版系统以及作者这一角色中制度化了,如此,它完全可能发生在一个虽然弥散但却肯定是制约性的“话语社团”里。作者与其他言语和写作主体的区别(作者本身经常强调此一区别),他的话语具有(据他所称)的不及物性,他一直赋予“写作”的根本独特性,以及断定存在于“创造”与对语言系统的随便使用之间的不对称性——所有这些说法(而且往往延伸至实践活动中)都表明了某种“话语社团”的存在。但仍有很多其他的,根据完全不同的排斥和曝光规则而起作用的控制手段:如技术或科学秘密,或医学话语散布和流传的形式,或那些占用了政治或经济话语的人。

初看起来,“信条”(doctrine)原则(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似乎与“话语社团”截然相反。在“话语社团”中,言语个体的数量,即使不是固定的,也往往受到限制。只有在那些人中,话语方能流通和传播。相反,信条却往往是扩散的上正是通过拥有同一个话语集合,个人(你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得以界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忠诚。表面上,惟一的要求是对同一真理的认可并接受与有效话语(或多或少灵活)保持一致的规则。若信条仅只是这样,则与科学学科便无很大差异上话语限制只能作用于陈述的形式或内容,而不是言语主体。但信条忠诚实际却是把陈述和言语主体同时都牵连了进来。一个通过另一个。它通过陈述且以陈述为基础,牵扯出言语主体,这可通过当言语主体提出一个或几个不可接受的陈述时便会出现的排斥程序和歧视机制得到证实;异端和正统并不是对信条机制的狂热夸张,它们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反过来,信条原则也以言语主体为基础而牵扯出陈述。因为信条总是作为忠于某一阶级、社会阶层、民族、利益、反叛、抵抗或接受的标志、表现和手段。信条原则使个人圄于某一类型的表达从而禁止其他类型的表达;但它也反过来用一定类型的表达把个体之间连接起来,并藉此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信条原则带来的是双重服从:言语了体服从话语,话语又服从于(至少是事实上的)言语个体群。

最后,我们必须在一更大的规模上认识一下存在于不妨称之为话语的社会性占有之中的巨大划分。虽然教育按理来说尽可是一种工具,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凭此而接触任何话语,但这并不妨碍它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其对话语的分配和取舍上,遵循由社会距离。对立和斗争所标明的路线。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

我很清楚,我把话语仪规、话语社团。信条原则和社会性占有分开来讲是非常抽象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种种宏伟架构以确保把言语主体纳入不同类型的话语,以及把话语占有分配给某些类型的主体。一言蔽之:这些即是限制话语的主要手段。说到底,教育制度究竟是什么呢?它无非是对言语的仪规程式化,无非是赋予言语主体以资格并固定其角色,无非是在形成具有菜种信条的群体(无论是如何扩散),无非是在分配和占有蕴含知识和力量的话语。而“写作”(“作者”的写作),如果不是一类似的控制制度,又能是什么呢?其所采用的形式也许略有不同,但形式的主要划分却是相似的。难道法律制度,难道制度化的医疗系统不是也同样构成了(至少是在它们的某些方面)类似的控制话语的制度吗?

我在想,哲学中是否就没有与这些限制和排斥活动相对应,或许还加强它们的一定数量的主题呢?

它们首先是提出一理想真理作为话语的法则,提出一内在的理性作为它们呈现的原则以为对应;它们还重新引入一种知识伦理,允诺只把真理赋予对真理本身的欲望以及能思考真理的权力。

然后它们通过一般否定话语的具体实在性来强化限制和排斥。自从智者(诡辩家)的伎俩和影响被驱逐,自从他们的吊泥被多多少少安全地钳制以来,西方思想似乎就警惕只让话语在思想和言语之间占据尽可能小的空间。西方思想似已小心确保话语行为只是思维和言语之间的桥梁——是被上符号且为语词所显现的思想,或反过来,就是启动并产生意义-效果(meanng-effect)的语言结构。

这一在哲学思想中对话语实在性的忽略在历史过程中采取了诸多不同的形式。我们在最近的一些熟悉的主题中又见到了它。

也许创建性主体(the founding subject)的概念即是忽略话语实在性的一种方式。的确,创建性主体所被赋予的任务是用其目的来直接激发语言的空洞形式;正是他在穿越空洞物的厚重和惰性时,凭直觉抓住了藏匿十其间的意义;同样是这创建性主体奠定了超越时间的意义领域,历史自此之后便只需对其进行阐释,而命题。科学和演绎集合亦将在那里发现其最终的依据。在其与意义的关系中,创建性主体可支配符号、标志、痕迹、字母。但它无需通过话语实例来彰显它们。

另一相对的主题,原初经验,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它设想,在经验的基础上,在它被以一种我思(Cogito)的形式掌握之前就已有先验的意义——可以说是业已说出的东西——在世上游荡,让世界围绕在我们四周,从一开始便将其对一种原初认识开放。这样,我们与世界的共谋关系便构成了我们有可能评论它、置身其中、标识和命名它、判断和最后以真理的形式了解它的基础。如果还有话语存在,它老不是一种审慎的阅读,那其合法的存在又能是什么呢?事物已在呢喃着意义,我们的语言只需收检而已;而此种语言,从其最基本的规划开始,就已在向我们诉说着一种语言仿佛其肋骨的存在。

普遍中介(universal medation)的观念,我认为是忽略话语实在性的另一种形式,虽然其表面恰为相反。因为初看起来,通过在每一处重新发现那把特性上升到概念并允许直接意识在最后展现世界整个理性的逻各斯的活动,人们似乎是把话语本身置于思辨的中心了。但此逻各斯事实只是已被持有的话语,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展现其自身本质的秘密时把本身悄然变成话语的事物本身和事件。如此,则话语不过是真理在自身凝视下诞生的过程中发出的光芒而已;当每一事物都能采用话语的形式时,当任一事物都能被吉说时,当话语能论及任一事物时,那是由于在显现和交换意义之后,所有事物都可返回它们自我意识的沉默的内部。

这样,在创建性主体、原初经验和普遍中介的哲学中,话语仅是首先作为书写,其次为阅读,然后为交流的游戏,且此交流、阅读、书写亦只是涉及符号而已。这样,话语为能指所支配,其实在性便遭否定。

什么样的文明比我们的看起来更尊重话语?话语在其他什么地方被赋予过更多、更大的荣誉?它在哪里看上去是更加彻底地被从其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加以普遍化?然而在我看来,在这对话语的表面尊崇,在这表面的语言嗜好癖(logophilia)之下,隐藏的是某种恐惧。就像禁律、阻碍、门槛和限制之建立乃是为厂,至少是部分,控制话语的衍生,是为了从其丰赡之中除去那最危险的部分,也是为厂根据可以规避其最难驾御部分的格式而把其混乱组织起来。似乎我们试图抹去其闯入语言和思想活动的所有痕迹。毋庸置疑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我想,在所有其他的社会里(但遵循不同的大纲和划分),都有一种巨大的语言恐惧症(logophobia),一种无声的恐惧,针对的是这些事件(event),是这大量被言说的事物,是所有这些陈述的涌现,以及其所有暴力的。断裂的、好战的、无序和危险的特征——是话语这一连续而无序的巨大轰鸣。

我们若意图——我不是说,抹去此种恐惧,而是——对其条件、活动和效果进行分析,那我们就必须——我相信——下决心采取三个决定:这些决定是我们今天的思想倾向于抗拒,且和我们已提过的三组功能相对应的:我们必须诘问我们的真理意志,恢复话语作为事件的特性,最后还得摆脱能指的统辖。

这些即是指导我今后在这里要做之事的一些任务,或不如说是一些主题。我们可马上见到它们在方法论上的一些要求。

首先是反向原则(a principle of reversal):传统在那些似起积极作用的格式,如作者、学科。真理意志中看到的是话语的源头,其密集的丰富性和连续性的水源,而我们在那里则必须辨认出对话语进行切割和冲淡的消极活动。

然而,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些冲淡原则,一旦我们不再视它们为基本和创造性的事例,那我们在其下能发现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未被中断的话语世界的潜在的丰富完整性吗?在此我们必须引进其他方法论原则。

其次是断裂的原则(a princghe of discontinuity):存有冲淡制度的事实并不意指在它们之下或之外有一连续、沉默、不受限制的巨大话语,遭到冲淡制度的压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恢复其言语之力以让它抬头。我们不可想像存有一庞大的未被言说或未被思考之物,它贯穿了整个世界且与其所有的形式和事件相系连,而我们最后得言说或思考之。话语必须被当作不连续的实践来对待,彼此互相交叉,有时相互比邻,但同样可以相互排斥或彼此全无意识。

特殊性原则(a princghe of specificity):我们不能把话语融入一套预先存在的意义之中,不可幻想世界给我们一张清晰的面孔,而我们所需做的只是破解辨认而已;世界不是我们知识的同谋;根本就没有先于话语存在的造物主按我们所愿安排这个世界。我们W窥视话语为我们强加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无论如何是强加于二其上的一种实践;而正是在此种实践中,话语事件发现了它们的现了规律性。

第四种规则是外在性原则(a principle of exteriority):我们不要走向话语隐秘的核心内部,走向被认为在其中得以表明的思想或意义的中心;而是在话语本身的基础上,在其表面和规律性上走向其外部的可能性条件,走向引发这些事件偶然性系列以及确定其界限的东西。

因此,有四个概念必须作为分析的指导原则:事件、系列、规律性。可能性条件。术语间—一对应:事件对创造,系列对统一性,规律性对独创性,可能性条件对意义。这后四个概念(意义、独创性、统一性、创造性)从主体上主宰了传统的观念史,人们在那里一致寻找创造之要点,一部作品、一个时代或一个主题的统一性,个人独创性的标志,以及埋藏意义的无尽宝藏。

我只补充两点。一点关涉历史。人们常常称赞当代历史不再像过去那样注重单个事件,而是揭示了更长历史时段的结构。事实也是如此。但我不能肯定这些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遵循这一方向,或更确切地说,我不认为关注事件和分析长时段之间是成反比的关系。恰恰相反,似乎正是通过穷究事件的纹理,把历史分析的解析力延至长年累月不断察看的官方价格表、公证证书、教区登记、港口记录,历史学家才超越战争、敕令、朝代或议会,而看到了跨度一百年或几百年的庞大现象的轮廓。今天的历史研究并没有脱离事件;相反,它不断扩大它们的领域,挖掘新的层次,或浅或深。它不断抽出新的事件组合,其间,它们有时是繁多、密集和呵互换的,有时又稀少而具决定性;从几乎是日常的价格变化到自年左右的通货膨胀。但重要的是历史不会在考虑事件时而不去界定它所从属的系列,不去具体说明此系列所源自的分析模式,不去试图找出现象的规律性和它们突现的可能性限制,不去探求曲线(graph)的变化、拐析和角度,不想去确定它们所依赖的条件。当然,历史很早就已不再试图用一套因果关系在具有模糊的同质性或严格等级化的巨大生成变异的无形式统一体中来理解事件下;但这一变化不是为了重新发现先于事件、外异于事件而与事件敌对的结构,而是为了确立形形色色的系列,它们相互交叉,又常常分离但却不是自主的,它们使我们能够标出事件的“轨迹”,其偶然性变化的边缘,以及其出现的条件。

我们现在所需的基本概念不再有关意识和连续性(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自由和因果性问题),也不再是有关符号和结构的那些概念,而是有关事件和系列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那一套概念:规律性、偶然、断裂、依赖、转化;正是通过这样一套概念,我想做的话语分析才得以阐明,当然不是靠昨日的哲学家们仍视为“活的”历史的传统主题,而是靠历史学家的有效工作。

但也正是在此点上这种分析提出了哲学或理论问题,并且很可能是难以解决的。如果话语首先必须被视为多套话语事件,那将赋予事件这一很少为哲学家所考虑的概念什么样的地位呢?自然,事件不是实体亦不是偶然,不是质量亦不是过程;事件不属于有形的物体范畴。但它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总是在物质的层面产生功效,成为结果;它有自己的处所,位于物质因素的关系、共存、弥散、交叉、积累和选择之中。它不是实体的行动或属性;它是作为物质弥散的结果而产生,且在物质弥散之中。让我们说,事件哲学应该沿着初看是悖论性的非物质性的物质主义方向前进。

另外,如果话语事件必须破按照同质但在彼此关系上又断裂的系列来处理,那么我们将给这种断裂性什么样的地位呢?当然这不是时间上的瞬间连续性问题,也不涉及不同思维主体的多元性。这是一个关乎打破瞬间并把主体散布于多种可能的位置和功能之中的那些停顿(Caesura)的问题。此种断裂性敲击并取消那些传统上被承认且最难加以质疑的最小单位:瞬间和主体。在它们之下,且独立于它们,我们必须构想出这些断裂性系列之间的关系,它们不是在一个(或多个)意识中的那种连续(或同时性);我们必须在主体和时间哲学之外,阐发出一种断裂系统性(discontinuous systematicies)的理论。最后,如果这些断裂的话语系列,每一个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部确有其规律性,那么要在它们的建构成分之间建立机械的因果联系,或理想的必然性,便无疑是不再可能的了。我们必须接受把偶然性作为事件产生的一个范畴而引人进来。在那里我们再次感到缺乏一种理论可让我们来思索偶然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结果便是:我们要在思想史里启动的那个狭小空隙(其用不在处理话语背后可能有的表证,而是关乎作为有规律而又有别的事件系列的话语)——此狭小的空隙恐怕看起来就如同一微小(也许可惜)的机器,使我们能够在思想的根部引人偶然、断裂以及物质性(materiality)。这是一种三重的危险,某种形式的历史试图通过叙述一个理想必然性的连续展现来避免它。这是三个应该能让我们把思想系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概念。它们亦是理论建构要遵循的三个方向。

遵循这些原则,以此前景为参照,我计划要做的分析将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批判性”(critical)分析,将运用反向原则:试图把握我刚才所说的排斥、限制和挪用的形式;展示它们如何应需而成形,怎样被修正和置换,它们实施了怎样的限制,在何种程度上被规避。另一组是应用其他三个原则的“谱系”(genealogical)分析:话语系列是怎样通过、不顾或借助于这些限制系统而形成的;它们每一个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它们出现、发展、变化的条件又是什么。

首先说批判分析。最先的一组分析可以涉及我所说的排斥功能。我以前曾研究过其中之一,是特定时期内的一个:古典时期疯狂和理智的区分。以后我也许会尝试分析一个语言的禁忌系统,即16到19世纪对性的态度。目的不是为了表明这种禁忌是如何被逐渐和幸运地抹去的,而是要看看它是如何被置换和重新表达的,从忏悔(其间此种被禁止的行为被明白地命名、分类和等级化),直到19世纪的医学和精神病学中性主题那最初还是羞答答和珊珊来迟的出现;当然,这还只是些象征性的方位标,但我们已能肯定区别划分之处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而禁律也不总是处在我们所想的位置。

在不久的将来,我想去研究第三种排斥制度;我预想有两种方法。一方面,我想弄清楚真理的选择(我们困陷其中但又不停地更新它)是怎样形成的——但也包括它是怎样被重复、更新和置换的。我将首先考察智者(诡辩家)时期,及其苏格拉底或至少是柏拉图哲学的开端,以分析灵验的话语、仪式化的话语、带有权力和危险的话语,是如何逐渐服从于真理和谬误话语之间的划分的。然后我要考察历世纪末,其时出现了,尤其是在英国,一个有关注视、观察、证实的科学,一种自然哲学,这与新政治制度的建立当然不可分,也与宗教意识形态分不开;这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求知意志。最后,第三个方位标将是19世纪初,其时有建立现代科学的重大举动,工业社会的形成及与之相伴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将是我们求真意志形态的三个断面,我们庸俗无知的三个阶段。

我还想再次论及同一个问题,但从一不同的角度,即估量一自称具有科学性的话语——医学的、精神病学的,还有社会学的话语— —对由刑罚系统组成的那套实践和规定性话语的影响。此一分析的出发点和基本材料是对精神病鉴定书的研究以及它们在刑罚实践中所起的作用。

仍从这批判的视角来看,但是在另一层面上,我们应对话语限制程序进行分析。刚才我已指出了其中的几个:作者原则、评论原则和学科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设想一些研究。比如,我想到,可以对16到19世纪的医学历史进行分析。目的不是要准确描述所取得的成就或使用的概念,而是为了掌握在医学话语的建构之中,以及在支持、传播和强化它的整个制度中,作者原则、评论原则和学科原则是怎样被使用的。此种分析意在发现伟大作者原则是怎样运作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仑(Galen)是自然包括在其中的,但也包括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塞登海姆(Sydenham)或博哈夫(Boerhaave)。它将试图找出格言和评论是怎样继续起作用的,甚至直到19世纪末期,以及它们是怎样为病例、病例的收集,以及使用具体案例进行临床培训的做法所取代的。最后,它要找出医学是根据怎样的一种模式试图把自身建成一门学科的,先是借助于自然历史,然后是解剖学和生物学。

人们还可考虑18和19世纪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如何利用。修改和置换宗教阐释、《圣经附评、圣徒传记、历史的或传奇的“生活”、自传和回忆录的手段来建构作者其人和作品形象的。有一天我们还要研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知识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肯定与牛顿在物理学中(以及所有学科奠基者)的角色很不相同,也与哲学话语领域里作者的角色很不一样(即使他像康德,开创了一种不同的探讨哲理的方法)。

这些便是在批判分析的那一面,分析话语控制实例的几个课题。至于谱系分析方面,它关注的是话语在此种控制界限之内,成之外,或更多时候是同时在界限两端的有效形成。批判分析的任务是分析冲淡的过程,但也包括重组和统一话语的过程;谱系分析则将研究它们那同时是分散的。断裂的和有规律的形成。事实上这两种任务是不可能完全割裂的;不是说在一面是拒绝、排斥。重组或分配,而在另一面,在一更深的层面,则是话语的自然涌现,只是赶在其彰显之前或之后再被选择和控制。话语的规律性形成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包含控制程序(比如,一门学科获得科学话语的形式和地位时即发生此类情况);而反过来,控制的格式亦可在话语形成之内成形(如文学批评作为建构作者的话语);故任何批判分析,在考虑控制实例时,必须同时分析它们得以成形的话语规律性;而任何谱系描述亦必须考虑在真实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诸种限制。批判分析和谱系分析的区别不在于对象或领域之不同,而是在攻击点、视角和界限方面。

福柯:话语的秩序(二)

先前我提到一项可能的研究,即关于影响性话语的禁忌的研究。如果进行这项研究的同时不分析性在其中被讨论、命名、描述、作隐喻解释和判断的各种话语——文学、宗教或伦理、生物学或医学以及法律的话语,那将会很困难,无论如何也是很抽象的。我们远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和规律性的性话语;也许永远都不能,也许这并非我们前进的方向。这没关系。在文学话语和医学话语之中,在精神病学话语和意识指向话语之中,禁忌的形式不同,作用亦不同。反过来,这些不同的话语规律性也以不同的方式加强、规避或置换禁忌。故此种研究只能依据系列的多元性来进行,其间有至少是部分不同的各种禁忌在起作用。

人们还可考察16-17世纪关于财富和贫困、金钱、生产、商业的话语系列。我们在那儿要处理的是极为混杂不同的陈述,有富人的和穷人的,有知识阶层的和无知者的,有清教徒的和天主教徒的,有国王手下官吏的,商人的或道德家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形式以及限制系统。它们中没有一种真正预示了后来具有学科模样、先是被称为“财富分析”,然后叫“政治经济学”的那另一种形式的话语规律性。然而,正是在此种系列的基础上,一种新的规律得以形成,汲取或排斥,证实或抛弃它们的这种或那种言说。

我们还可设想有关遗传话语的研究,比如我们可以发现的直到20世纪初仍分散在不同学科、观察、技术和处方之中的那些话语。我们的任务将是展示这些系列是通过何种阐发最终重新组合进在认识论上连贯一致且为制度所承认的遗传学之中的。这即是弗郎索瓦•雅各布才刚完成的工作,其卓越和渊博堪称无与伦比。

这样,则批判性分析和谱系分析便须相互交替,相互补充,依次支持对方。批判性分析针对的是包围话语的制度,以求确定和掌握这些规范、排斥的原则,以及话语的稀缺。让我们说——玩个文字游戏——它所采用的是一种刻意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谱系部分针对的则是话语在其间有效形成的系列:试求在其肯定的力量中掌握它。我所说的这种力量不是指与否定相对的那种力,而是指建立对象领域(人们缘此领域可以确定或否定真假命题)的那种力量。让我们称这些对象领域为实在之物;让我们说——再玩一次文字游戏——如果批判的风格乃刻意的随意,则谱系分析的基调便是快乐的实证主义(happy positivism)。

无论如何,必须强调一点:这样理解的话语分析不是揭示意义的普遍性,而是揭示带有根本肯定力量、被强加硬予的稀缺的活动。稀缺和肯定;最后,肯定的稀缺,而不是意义的连续的丰富,也不是能指的独裁。

现在,让那些词汇贫乏之人说——如果他们发现此一术语更为方便,而不是更有意义的话——这一切都是结构主义。

我知道,若非借助于一些模式和支持,我是不可能进行刚才我给你们勾勒的这些研究工作的。我应该感谢乔治-杜梅泽尔,因为是他在我仍认为协作是一种欢娱的年纪时敦促我去工作。但我也从他的著作受惠良多。他的那些著作今天仍主宰着我们。如果我歪曲了它们的意义或偏离了其严谨性,希望他能谅解。是他教会我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诠释方法或语言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话语的内部结构;是他教会我通过互相比较来观察话语之间的功能联系系统;是他教会我怎样描述话语的转化及其与制度的关系。如果我试过把这方法用于不同于传奇或神话叙述的话语,那也许是因为在我之前已有科学史家的著作可供借鉴,尤其是乔治-冈奎莱姆。正是从他那里我理解了这样一个洞见,即科学史不一定囿于一抉择中;要么是罗列科学发明,要么是描述与科学的模糊起源沾边,或与被科学驱逐于外的东西相关的观念和意见,而是有可能且必须把科学史写成一套既连贯又可转化的理论模式和概念性的工具。

但令我受惠最多的还是让•希波莱特。我很清楚,在很多人眼里他的研究应归于黑格尔的旗下,而我们整个时代,不管是在逻辑学还是在认识论里,不管是在马克思还是尼采那里,都在试图逃离黑格尔。我刚才关于话语所说的即是对黑格尔式逻各斯的背离。

但要真正逃离黑格尔,其前提便是我们对脱离他的代价有一精确的评估,知道黑格尔(也许是诡秘的)两离我们有多近;知道在能让我们反对黑格尔的东西中又有多少仍是黑格尔式的;以及能够衡量出我们用以反对他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也许正是他用以反对我们的一个策略,而在其尽头,他等待着我们,一动不动,心不在焉。

如果我们中许多人均受惠于希波莱特,那是由于他为了我们并在我们之前不知疲倦地探索着一条道路,人们借此可以脱离黑格尔,拉开距离,结果发现自己又循着这条道路被带回到他那里,但方式不同了,然后又被迫再次离开他。

首先,希波莱特不辞辛劳地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那巨大而幽灵般的阴影,这影子自19世纪以来就已四处 巡,而人们亦常在暗中与之较劲。他是通过翻译《精神现象学》而令黑格尔现形的,而黑格尔自身也完全真实地就在这个法文译本里。证据便是,甚至德国人都要查阅它以便更好地理解德文版本说的是什么,至少是在某一时刻。

然而,让•希波莱特探求和走遍了所有走出这个文本的途径,好像他所关注的是:我们还能够在黑格尔已不再可能的地方进行哲学探讨吗?哲学苦不是黑格尔式的,则是否还能存在?我们思想中非黑格尔式的成分是否也必然是非哲学的?反哲学的是否一定是非黑格尔式的?故他不是试图对黑格尔的这一存在仅作个细致的历史描述:他是想使其变成现代性的一个经验纲领(在黑格尔的模式里去思考科学、历史、政治和日常的痛苦,这可能吗?)。而且反过来,他想用我们的现代性来检验黑格尔主义,以此检验哲学。对于他,与黑格尔的关系是一实验场所、一种对抗,他从不敢肯定哲学能从中胜出。他没有把黑格尔体系当作令人放心的宇宙采用;他在其中看到了哲学所冒的极端风险。

所以,我相信,他所进行的置换,不是在黑格尔哲学之中,而是在其之上,在黑格尔所认为的哲学之上。于是也就有了主题的一个完全逆转。希波莱特不再视哲学为最终能够在概念的运动中思考自身并享握自身的整体性,而是把它变成了依托无限视域的一项没有尽头的任务:虽然总是早起,但他的哲学却并不准备自我完结。无尽的任务,故也是永远重新开始的任务,沉溺在形式和吊诡的重复之中:哲学,作为不可企及的大全的思想,对于让•希波莱特,便是经验的极端不规则中的最可重复的东西;它是作为在生命、死亡和记忆中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而给予又被拿走的东西。这样他便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完结主题转化为一重复诘问的主题。然而哲学,由于是重复,并不是在这概念之外;它无需追求抽象之大厦,它常得控制自己,与其已获得的普遍性脱离,重新回到与非哲学的联系之中。它应该非常靠近的不是那完成它的东西。而是在其之前的东西,那还没意识到其焦虑的东西。它得处理历史的单一性、科学的区域理性、意识里记忆的深度——不是为了约减它们,而是为了思考它们。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沿着其与非哲学的联系而存在、不安、活动,但又仅因非哲学而存在并揭示其之于我们的意义的哲学主题。如果哲学就在此与非哲学的重复接触中,那哲学的肇始是什么呢?哲学是否已在那儿,秘密地存在于非哲学的事物中,开始在事物的细语中低声地表述自己?但也许哲学话语以后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抑或它必须从一同时为随意和绝对的基础上开始?这样,黑格尔的直接性所固有的运动主题便被哲学话语的基础主题以及它的形式结构所取代了。

最后是让•希波莱特对黑格尔哲学所做的最后一个置换:如果哲学必须从绝对话语开始,那历史呢?在一个社会、一个社会阶层,以及斗争中以单一个体开始的开端又是什么呢?

这五个导向黑格尔哲学的边缘、直无疑把它推向其自身限制另一边的置换,—一唤起了现代哲学的巨人们,希波莱特从未停止拿他们与黑格尔对抗:马克思之于历史问题;费希特之于哲学绝对起源的问题;柏格森之于与非哲学相联系的主题;克尔凯郭尔之于重复及真理问题;胡塞尔之于哲学作为与我们理性历史相联系的一个无限任务的主题。在这些哲学巨人之外,我们可以发觉让•希波莱特围绕他自己的问题而唤起的所有知识领域:有揭示欲望奇特逻辑的心理分析;数学与话语的形式化;信息论及其在生物分析中的运用;简言之,即人们据之可以提出那永不停止结系和解开它们之联结的逻辑和存在问题的一切领域。

希波莱特的工作一般是表述在几本主要的著作里,但更多是体现在他的研究、教学和坚持不懈的关注中,在他经常保持的敏锐和大度中,在其表面上是行政的和教学的而实际却是加倍政治性的责任中。我相信他的工作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从他那里受益无穷。

正是因为我无疑是从他那里借来了我的工作的意义和可能性,也因为他常常在我于黑暗中摸索之时给我以启悟,所以我想将我的工作归之于他的名下,想用唤起他的名字来结束我就工作计划所作的发言。正是在其指引下,朝向这一空白——我能在其中感受到他的缺席和我的无能——我的问题现在才得以交汇。

因我受他的恩惠如此之多,放你们决定邀请我来此执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他表示敬意。我感谢你们,深深地感谢,为你们所赋予我的荣誉,但我同样感谢他在此项选择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我感到我不足以继他之后,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如果这样一种幸福今晚能赋予我们,则他会用他的宽容来鼓励我的。

现在我更理解为什么先前我发现开个头是如此之难了。我现在知道我本喜欢有谁的声音在我之前,带着我、邀我言谈,并置身于我的话语之中了。由于我是在曾经聆听他教诲的地方发言,而他却不再在此听我说话,我便知道开讲之可怕在哪里了。

责任编辑:

相关推荐
新闻聚焦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