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为什么肥了开辟商

原标题:“营改增”为何肥了开发商

“营改增”为什么肥了开辟商

近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2016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提出一个问题:“营改增”减税的重点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非房地产。他表示,“营改增”总的看来觉得效果不错。但是再一分析,在房地产、建筑业、金融服务业中的1700亿当中,房地产要占1000多亿。他指出,房产商过去营业税收占销售额的5-6%,“营改增”以后这一项减了1.5%,相当于减少了四分之一。而100多万亿的工业制造业销售值,由于只减了1000多亿,相当于千分之一,减负微乎其微。

确实如此,去年商品房销售额不足12万亿,开发商却享受了1000多亿的“营改增”减税实惠,而数以万计的制造企业,销售额高达100多万亿,却也只享受到1000多亿的“营改增”减税,显然,“营改增”政策的效率就打了折扣。

应当说,就政策执行来讲,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开发企业还是制造企业,都可以平等地享受“营改增”政策带来的实惠。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营改增”政策显然不能向开发商倾斜,而应当向实体经济倾斜。至少,应当平等。

也许有人会说,开发商能够享受到比制造企业更多的实惠,并不是开发企业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政策设计存在暇疵,没有能够充分考虑到目前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最终,让开发商赚了便宜,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企业没有获得太多的实惠。

问题出就出在政策设计上,出在设计政策的部门和人员,没有对政策实施以后产生的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而是只算总量账、算面上的账,不算结构账、内部的账,尤其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科名负情况,没有做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自然,所报告的情况,也就是一本减税的糊涂账了,听起来很美妙,实际效果却远没有数据反映的那么好。

“营改增”为什么肥了开辟商

实际上,类似问题也不是首次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一年,有关方面为了体现对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视,也迅速出台了5000亿减税政策。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由于方案设计过于理论化和相当然,最终5000亿税收减税政策能够落地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则因为没有企业能够享受而无法落实。如果有关方面在政策设计时,能够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现状,能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就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近乎笑话的政策。

我们说,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总是要达到某种目的、实现某种目标的。而对“营改增”来说,除了完善税制、理顺关系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给企业减负。如果“营改增”不能给企业减负,此项政策可能就不能出台,至少,在目前是无法出台的。正是因为有关方面经过了认真的测算,预计可以减负5000亿左右,才得以实施。但是,最终结果是肥了开发商,而不是给实体经济减负,毫无疑问是有违初衷的。

殊不知,“营改增”政策已经酝酿多年,按理,各种问题都应当考虑周全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肥了开发商、负了制造业的现象呢?政策设计者真的都是“理论家”而不是实际工作者吗?在进行政策设计时,都是悬在空中而没有落地吗?难道谁也不清楚目前最急需支持的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吗?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有关方面认真回答,需要有关方面好好反思一下政策设计的问题和缺陷。

“营改增”为什么肥了开辟商

我们并不否定,有关方面在政策设计时,考虑的是长远利益、市场公平、税负平等。但是,由于目前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现象,前些年因为房地产市场发展过快,特别是暴利现象严重,已经造成社会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领域集中的现象,而产业资本向房地产市场转移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税收政策的设计,引导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也是税收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也不影响市场公平,不会给长远利益带来影响。相反,如果政策在设计时,仍然呈向房地产业倾斜的格局,让开发商得到更多利益,那么,资本还怎么向实体经济回流呢?

不仅如此,由于开发商拥有比较强的资金实力,特别是金融机构,能够以低于基准利率的条件向开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从而使开发商企业更加“不差钱”,继而死杠房价,又会给实体经济、居民等带来新的压力,导致实体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广大居民的收入增长也面临更大考验。政策设计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不主动地通过遏制开发企业、给开发企业施加压力的方式,让开发商不再死杠房价,却出台有利于开发商的减税政策,就等于在实体经济的伤疤上撒盐。所以,面对“营改增”政策肥了开发商,真正需要扶持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享受的优惠微乎其微,确实应当好好反思。

眼下,正是改革的关键时刻,很多领域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改革方案、政策设计等如何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如何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把方案制定得合理些,把政策设计的科学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象“营改增”这种涉及面极广的政策,更应当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出台,切不可引发新的矛盾。只有政策设计科学、合理了,改革的效率才会提高,改革红利也才能真正释放,困扰企业发展的负担沉重、运行困难等方面的问题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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